由此，物质世界中自由的拓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
二是有限意志力，指人们并非总是做出最佳选择，强调对情绪的不完美控制，换句话说，即人们会采取明知会有悖于其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35］的行动。其中，后3个是对第13563号行政命令的完善和补充。
例如：（a）收集并在一定期间内通过网络公告公众意见。这种方法集中关注设计法律规则和制度，以使法律结果不会产生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或有限自利问题，这是一种将偏离结果和行为有限性相分离的策略，这是一种通过法律消除偏差的方法［43］。监管审查：强调现有规章的回顾性审查。【注释】 [1]第13489号至第13641号行政命令，参见以下网址:http://www．archives．gov/federal-register/executive－orders/obama．html，最后访问时间: 2013年4月19日。第13610号行政命令规定，在充满挑战的经济时代，不要强加不合理的监管要求，尤为重要的是，回顾性分析可以定期审查现有规章是否依然具有合理性，以及是否需要考虑包括新技术兴起在内的形势变更，并对其进行修改或精简，并且需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建立现代化的监管体系，并使对重大监管规章的定期评估体系化［30］。
还强调监管规章的可接受度、一致性和通俗易懂。（1）监管依然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但是成本收益分析适用于分析短期或中期影响，而不适用于分析长期和国际影响［59］。人们羡慕他们的幸福，感受着他们的快乐，并因此在内心燃起追求财富与显赫地位的熊熊野心。
在亚当·斯密的理论中，Juris-prudence具有特别的含义，特指他所谓的自然法理学（Natural Jurisprudence），即研究应该成为所有国家法律的普世原则的科学{12}。{6}斯密随之笔锋一转，道出此种现象不可能出现的原因：任何这样的习俗都不可能存在。但当许多家庭（或家族）通过法律联合成一个政治体，就产生了政治社会，这是国家（states） 、 civil societies，和政府的起源。司法权以及宣战媾和的权利属于全体人民所有。
{44}See Ronald L. Meek, Smith, Turgot and the Four Stages Theory, in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45}20世纪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曾经注意到亚当·斯密的学说里存在着历史主义的因素，并强调他与弗格森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自然状态是一种纯然属于个人（individual）的状态，那么政治社会{8}便是一种纯然属于国家的状态，社会{9}为利维坦完全吞噬掉了。
二、自然法理学与政府 《道德情感论》的结尾讨论的是自然法理学（ Natural Jurisprudence）。{29}斯密用社会发展的四阶段论代替了自然社会—文明社会的模型，用一套社会的历史逻辑替代了僵硬的自然-人为逻辑。跟狩猎社会相比，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畜牧社会变得更加巨大，拥有一个复杂得多的财产结构。我们需要牢牢记住斯密对西塞罗和柏拉图等人的批评：他们的法律是政策的法律（law of police），而不是正义的法律（law of justice） {65}。
为了和平、安全和公共福利，人们必然需要逃离、超越自然状态，进人政治社会，组织国家和政府。尽管这些哲人比普通大众更加聪慧、正义、仁慈，但他们对此种可怕的行为却未加谴责。格老秀斯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同于个人之间的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将对不义的防卫和矫正（defense and redress of injustice）视作法理学的核心。即便某种特殊不义行为可能在特定时期得到认可，但也决不会使人们的一般行为风格（general style and character of conduct and behavior）受到如此严重的扭曲。
{68}前注{65}，Adam Smith书，第85页。第三是一套广泛传播的文雅的抑或文明的风俗（refined or civilmanner）。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斯密的社会理论，从而展现出其自然法理学和道德哲学中自然与历史两个面相间的关系、社会（ society）与文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二，这一部分社会在它自身与国家之间存在一系列特定关系以及一套独特的机构或制度，得以保障国家与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的分离并维持二者之间的有效联系。
在《道德情感论》中，这曲变奏的高潮体现在第五部分论道德习俗与时尚对道德赞许与谴责等情感的影响。但是，为何这门学问直到17世纪，直到亚当·斯密开始在格拉斯哥大学讲座法理学的前100多年才得以创立？亚当·斯密也为之感到惊异，但他并没有进一步追问原因。在现实的政治王国中，主权者颁布法律进行统治，施行赏罚。即便是最贫苦的人得到最有钱有势的人的侵害时，也能够得到赔偿（ redress ），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并非完全符合正义的规范（irregularity），但是为了避免更大的邪恶（evils），我们还是对他们臣服。Ronald L. Meek经过细致考据之后得出结论：亚当·斯密是最早使用社会四阶段理论（ FourStages theory）的思想家。{24}霍布斯认为道德源自主权者的决策，而非个人的良心，因为在仅仅依靠后者的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为战。
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任何联合（Union），人们受制于诸多不便。根据此种道德哲学、人性观点发展而来的自然法理学亦成为检验古今一切法律学说的标准。
Adam Smith书，第165～166页。在《文明社会史论》中，弗格森（Adam Ferguson） {45}曾道出这种历史的生长逻辑：自然产物的形成往往是个渐进的过程……不仅个人要从幼婴阶段进入成人阶段，而且整个人类也要从野蛮阶段进入文明阶段（from rudeness to civilization）。
亚当·斯密与同时代的苏格兰哲学家（如大卫·休谟、亚当·福格森等）一起抛弃了契约论的思考方式，他们在道德哲学中用一种历史的眼光来思考社会{10}，从而赋予社会以新的意义和生命。{49}[英]大卫·休谟：《道德原则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6页。
{54}斯密区分了正义和其他积极德性，对政府能够提出的道德诉求仅有正义一项。{58} 斯密在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认为两者之间遵循着同样的人性原理，因此也必然遵循着类似的发生和治理逻辑。正义源自人类天然的道德情感、同情心和天然的社会性。不仅如此，他甚至还批评Grotius的战争与和平法并非十全十美。
{61}参见前注{38}，[英]亚当·斯密书，第44页。{51}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德性是逻各斯（logos）的实现活动，而在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中，德性却是同情的产物。
无论是霍布斯还是洛克，文明政府（civil government）的基础都是人为的契约、人类的理智设计，而非自然正义。{41} See Edmund Burke, Pre-Revolutionary Writ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p. 14. {42}在当代的政治学和社会理论中，更加强调Civil Society与国家相分隔的含义，而恰恰是亚当·斯密所强调的society的内涵。
况且你怎能离开这个国家呢？大多数人民除本国语言外不懂得别种语言，也不知道别国的情况，而且是贫穷的，不得不带在离出生地不远的地方干活糊口。诸多因素的合力都使得政府权力稳步加强，更有能力在私人冲突中进行干预，对冒犯者施以惩罚，而不只是调停。
我将在另一篇论文中努力说明法律与政府的普遍原理，说明它们在不同的时代与社会发展阶段所经历过的各种不同的变革，不仅在有关正义的方面，而且也在有关公共政策、公共收人、军备国防以及其他一切法律目标（objects ofJaw）方面。尽管正义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但人们对正义的追求并非出自它的效用，并非基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69} 亚当·斯密真正要说的是：自然法理学只存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会，另一个是人心（或人性）。所以，斯密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也需就两个层面来理解：首先，社会并非源自人为契约和人类理智（human reason） ;{43}其次，政府（文明社会）亦非源自原始契约，而是另有原则。
亚当·斯密区分了社会和文明社会。他打破了自然状态一文明社会的理论框架，并为文明社会赋予了一种动态的、历史的理解，使之展现为四阶段的历史进程。
对牛羊的占有就产生了财产的不平等。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88.真正的和唯一的政治社会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成员都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利，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
{23}前注{12}，Adam Smith书。社会是一个总体的（general）和抽象的概念，指代伦理意义上的人类秩序，具有形而上学的含义，是自然的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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